同为志愿军的他们，“双向奔赴”的爱情｜纸短情长，山河无恙

来源：新闻晨报　2023-08-10 12:54:38

编者按：

一次落笔，一句思念；一次邮戳，一场期待；一次拆封，一生感动。

2023年是抗美援朝胜利70周年，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岁月中，一位位志愿军战士用一封封家书，表达对于战争的胜利、和平的期盼，以及家人的思念。

(资料图)

他们所思念的除了白发的母亲、妻子的怀抱、子女的撒娇还有我们所有华夏儿女的安危，我们也是这些战士们的“家人”。

70年后的今天，我们将再次读起那些在抗美援朝时期写就的一封封家书。今天我们读到的家书，来自于朱锦翔和她的初恋男友鹿鸣坤。

“锦翔，今后我们多通信吧，互相了解些工作情况，再见，再见。在塞外，我这次去，现在那里还不冷，和这一样，满山的大豆、高粱、苞米，都是绿的，有特别一种感觉，有个关外味道。”

“当时我是累的，头痛、腰酸，阅过信之后，我特别兴奋。兴奋的就是，你能针对着我的思想来帮助我。我有这样一个人经常帮助我，工作更会起劲。”

“你望我当英雄，我望你早日入党成模范。”

以上这些鹿鸣坤写给他爱人朱锦翔的家书，更像是一封封情书，虽然只字未提“爱”，但字里行间，流淌着的都是爱。

两人同为志愿军战士，彼此写信鼓励着对方，写就一段双向奔赴的爱情故事。不幸的是，鹿鸣坤在一次对地空战中壮烈牺牲，朱锦翔说，虽然她从没有说出一句“我爱你”，但心中的牵挂与思念一直珍藏至今。

十多年前，朱锦翔在杂志上看到中国人民大学家书博物馆征集的信息后，她就抱着试一试的心理，寄去了和鹿鸣坤的往来书信。寄信的时候，朱锦翔其实内心很忐忑，她觉得自己当时和鹿鸣坤还没有结婚，能算是家书吗？当她得到来自于家书博物馆副馆长张丁的肯定答复后，当即决定捐出这些家书。

以下为朱锦翔的讲述：

也许成英雄，也许会牺牲

我是1933年出生的，家乡在浙江台州。1950年加入了共青团，后来参加了中国民主同盟。1949年应征入伍，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空军文工团团员，先后担任飞行部队供应大队的见习会计、通讯队会计和师政治部文化补习学校的文化教员。1954年转业后，我考入了北京大学新闻学专业学习，1958年毕业后，分配到兰州大学工作。退休前，我一直是兰州大学新闻系副教授、教研室主任。退休后，定居在上海。

我的战友鹿鸣坤1925年出生于山东莱阳话河区滴子村。1940年1月参军，历任战士、班长、排长、政治指导员。1943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。1951年10月，他奉命前往朝鲜参战，任第三大队副大队长。1951年12月，在一次对敌空战中不幸牺牲。

图片说明：朱锦翔与鹿鸣坤

记得朝鲜战争刚爆发的时候，我所在的部队接到参战任务。在誓师大会上，个个义愤填膺，写血书，表决心，我也在千人大会上发言，要求到前线参战。我被批准了，我成了通讯队的唯一一名会计。

1951年下半年，我们师部从上海乘军列前往东北，准备开赴前线。五六天后，到达了目的地。在大部队出发前，部分飞行人员首先试航。这次试航，获得成功。

此时，我与鹿鸣坤已是公开合法的对象关系。

接到参战命令后的一个周日，他来宿舍看我，告诉我要去完成“试航”的任务，眉宇间充满自信和活力，按苏联专家的说法，这次试航成功，就是“半个飞行家”了。

我们见面时，他还是非常拘谨的。当他发现我胳膊上戴着手表（那时因飞行需要，飞行员人人有手表）时，颇为惊喜，想看看究竟是什么表，可就是不敢接触我的胳膊。我告诉他，要去前线，父亲担心，怕我回不来，特地让姐姐将这块表转交给我。

那个年代，我们最亲密的感情表达方式就是握手，今天回忆起来深感遗憾。我知道他身上有在陆军部队作战时留下的伤疤，可从未看到，更没有去抚摸过那伤疤。我们俩都是第一次接触异性，又是初恋，传统“男女授受不亲” 的观念很深。

记得我们在上海的最后一次见面，是在程家桥高尔夫球场。当时，我们师部已搬出虹桥机场，住到了高尔夫球场（现为上海动物园）对面的几幢小洋楼里。

那天，他送给我一件令我特别喜爱的礼物：色如绿宝石的小号关勒铬金笔。我们坐在球场边的一块高地上，虽然是挨着坐的，可谁也没好意思往紧里靠。尽管他英姿勃勃，充满战斗激情，谈话总离不开战斗赴朝参战的内容，可至今不能忘却的是，他的一句话让我伤了心。他说：“这次参战，也许成了英雄回来，也许牺牲了。”

来不及说一句“我爱你”

当时，虽然领导和同志们说，抗美援朝回国就可结婚了，可我们俩从未提过“结婚”两个字。他知道我上海的大姐不允许我过早谈朋友，要我努力提高自己。我和鹿鸣坤谈朋友的事，我的家人是在他牺牲后才知道的。

那个年代的飞行员，既不允许单独行动（和批准的女友谈对象例外），又不允许在外面吃饭。我俩没有在一起吃过饭，每次见面也从未超过三个小时。

这次分手，我们照样握手告别，都没有说过“我爱你”之类的话，可谁也没有想到，这竟然是永别。临别时，他只是说：“到了前线，我给你写信。”

图片说明：鹿鸣坤写给朱锦翔的家书

抗美援朝战争期间，我师飞行部队驻扎在鸭绿江边的大孤山，随时准备接受空战任务。鹿鸣坤所在的六团，那时飞的是苏式战斗机米格15。

在朝鲜前线，飞行人员伤亡很大。为此，上级决定我部队调防，返回上海继续训练并保卫大上海领空的任务。

1951年12月，我随师部机关奉命先行撤回。没想到，回到上海不几天，就传来噩耗：在一次空战中，三大队长鹿鸣坤不幸牺牲了。

当时我们驻扎在大场机场。一天晚饭后，我去龙华机场看望留守处一大队政委的爱人。她对我谈起朝鲜前线我空二师的战事，并一一说出牺牲飞行员的名字。她讲述得很平和。久经部队生活的人，视战争、牺牲为很正常的事，而且她丈夫是政治委员，不会驾机，不可能有牺牲。可我却难免神情紧张，聚精会神地在倾听，在了解，不禁脱口而出：“不知道这几天战事怎么样？”这冷不防的问话，使她来不及思考，刚吞吞吐吐崩出“三大队长——”几个字，就咽了回去。

“三大队长不就是鹿鸣坤吗？他怎么了？”我立刻预感到不祥之兆，眼泪夺眶而出。

这时，她慌忙变换口气，坚定地说：“他没有什么，你真是孩子……”

我说：“看你刚才说话的语气，他可能出问题了。”我还不敢说牺牲两个字。泪水依然抑制不住。

她继续安定我的情绪，不断地说：“真是个孩子，他好好的，你不相信，给他写信。他如果知道了你这孩子气，肯定要笑话你的。”

战争必然有牺牲，这对部队老同志来说是正常的，可我无论如何也难以接受啊。毕竟那年我才18岁，他也只有22岁。

当隐约知道此事后，我既不相信这是真的，又克制不住哭泣，还不好意思在人前流泪。只好一个人哭，以至于不吃不喝在床上躺了三天。此后，部队领导急了，设法做我的思想工作，又派人将装在鹿鸣坤图囊（飞行员上天随身携带）里我的一张军人小照片转交给了我。

一晃，几十年过去了。往事如烟，岁月茫茫。我深感内疚、自责的是，过去没能和他的妈妈取得联系。究其原因，当时太年轻，怕羞，不好意思提及此事。